查看完整版本: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一个有气节的明朝。

明朝其实重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强的！主要是坏在了后面的太监纂权！可以说是他亡国的主要原因！

当年土木堡之变，英宗陷于敌手。大明的内部也是有人要投降的，还有的主张南迁（就是跑路了），是于谦力排众议主战的！战争的胜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瓦剌军队都打到北京城的城墙下了，于谦手里的明军还是预备役的。呵呵！没办法啊，主力都丧在土木堡了。明朝的火器是厉害，瓦剌的军队就是被明军的火器给打了个埋伏，死伤惨重啊。瓦剌开始也没想要灭了大明，只想捞一票就回的，结果，开始的成果太诱人了导致后来被于谦给收拾了。虽然瓦剌有所损失，但是总体上还是赚到了，该收手就收手了呗！倒是英宗还是算是有大明皇帝的气节的，从被俘到被赎回就没同意什么对大明不利的事儿！

其实各个朝代都有所谓的明君。感觉只能说是一个有气节的君主，而不能评论有气节的朝代，纵观我国历朝历代都有有气节的皇帝，也就造就了一时的气节，但终将走向灭亡，所以我感觉楼主说一个朝代有气节，不全面。

明朝的灭亡是体制的腐烂，党派林立，限制将领作战，使得后金努尔哈赤能够发展起来。满清入关占领天下有一定运气因素，但主要还是明朝根子烂了，农民起义就动摇了几百年的王朝。即使吴三桂不开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满清也是会打进来的，松山之后明对清就一直是守势了，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了

我想说几点关于明朝的成败。
   明朝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弱，火器发展非常迅速，无论先前的蒙古还是后起的清，其实从战斗力来说，未必是明朝的对手。军队战斗的思路我认为确实走在了当时亚洲甚至世界的前端。然而重点是治国的思路和战略没有很大的扩展。
    由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依然很有限。以火器为主要作战工具的明朝军队，必然占据了国家巨大的财政开支。国家财政收入困难那军队战斗力必然出现问题。经济决定军事，经济实力的衰弱必然导致军事的衰败。明朝的亡，并没有输在军队上，而是输在经济上。

    郑和下西洋只是一项全民性的活动，对经济和外交没有真正的帮助，纯粹消耗国力。上万人次的船队，那不是简单的开销，而是巨额的财政花销。明初战乱刚停，国家经济稍有好转皇帝便以这样的规模花费，我没有查找资料，但是从简单的经济分析就可以得出，百姓不堪重负，没有任何财政积累。用一个简单的比喻，郑和下西洋好比今天中国拿巨额外汇储备去救欧洲。而且是无任何附加条件。唯一要求别人做的就是对我们称臣。并且不停的在给欧洲的债务买单。不要忘了同时还开始修筑长城和故宫。等于办了奥运又办世博。而且是10年期的世博和奥运。这些花销限制了明朝的发展。

    经济优势并没有发挥在外交上。郑和下西洋是一个简单的炫耀行为。明并没有注意到海权的扩张能给予国家更多的利益。简单来说，自给自足这么一个简单而落后的思想还是占据了中国统治者的思维。因此海洋不是一个利益的延伸，只是一个炫耀的平台。
   
    总的来说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造成了明朝一定是一个速度从盛转衰的过程。如果不是军队装备和战法的优势，根本撑不了那么久！

不对吧！明朝的汉奸也不少，范文程，吴三桂,等等！
再说明朝实际上是亡于李自成，跟清朝什么关系！

清朝的满奸也不少，晚清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也是他们这些满族官员签的，这个不能说明什么，满清时期将满人和汉人区分的很清楚，也是在那个时候大臣们开始称自己为“奴才”这要是在明朝不被言官骂死才怪，不得不说清朝中央集权干的真的比明朝好，明朝虽然废了丞相一职，但是内阁大臣还是会跟皇帝分庭抗礼，还有阉乱，而清朝则没有这些，也就是后期出了几个废物点心皇帝和老不死的慈溪，卖国求荣弄的一塌糊涂。
其实明朝跟清朝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早期都出了几个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皇帝，全但是盛之后很快就玩完了，还是很讨厌清朝的大辫子，不男不女的跟人妖一样，

明朝的皇帝向来是用人毕疑疑人必弃，所以哦有价值的大臣都相继被怀疑被摒弃，所以明朝出现过一种很有趣的想象谁的功劳大谁的被怀疑程度就大，所以还是领导者的问题

明朝的皇帝中大多是残酷的，因为有他们的祖宗朱重八的思想作崽，而所愿 皇帝也其实跟现在的利比亚的独裁一样，世界的独裁者都喜欢绝对的权力，但中国的明朝政权最大的缺点就是相信阉臣，各种的王九千岁魏九千岁毁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当然跟其残暴的杀害自己的将军大臣也有关系，重小人而远君子，这样的朝代就是皇帝最有守国门及有气节，也只是历史的玩物而已，也不过是在灭亡的时候留下点所谓的气节而已，如果重贤臣而远小人，还会出现这样的不应该的事情吗？就象现在，世界上任何的独裁的国家强大只能是一时的，而民主及政民合一的政权才是强大的根本。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天子守国门的朝代，而是要一个天子与民同甘苦同欢乐的法制国家。

明朝的个个皇帝虽然有的不咋地，但在对外这方面却都异常的坚决，天子守国门每个明朝皇帝都异常坚定的执行，即使是崇祯在北京要完蛋了也没有让边防大军回来救驾。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两句的确荡气回肠。如果别人这么说这么做或许我也会认同气节。可明朝，呵呵。
天子守国门，这事很多朝代很多君王都做了不说什么。君王死社稷的到真是少，可是君王是死了，是有节气了，百姓呢？后代我们呢？
宋高宗面临的情况比崇祯，他也没有节气，割地赔款什么都干尽了。却的来了南宋偏安百余年的安宁，这是汉族百姓百余年的安宁。崇祯是有了节气，可是也丢了当代百姓的安宁，更丢了后代汉族的强盛。为什么这么说，明朝中前期，中国的商业和科技都发展的不错，国家税收主要靠商业，农业比重已经很小了。也和国外有交流，火枪，红衣大炮我们都有。如果发展下去不一定打得过欧洲列强，但至少不会被小日本欺负。可是呢，崇祯死了，有气节的死了。没有了偏安的南明，满清入关了。游牧的满清入关做了皇帝，他们对国家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了以农立国。所以中国把好不容易发展出来的一点点商业和科技都丢光了，后来和欧洲列强打的时候用的大炮居然还是明朝留下的。
有人说，崇祯之所以没有像宋高宗一样建立偏安政权，是因为缺将。崇祯手下没有像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大将。其实崇祯不是缺将，只是被他杀了而已。被他干掉的袁崇焕，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毛文龙手下三个后来判投满清的三个，后叛徒吴三桂。哪个都是大将之才。所以，崇祯是很有气节，但却是非常的没能力的皇帝。

明朝有它悲剧的一面也有它辉煌的一面。总的来说，明朝的灭亡不在皇族而在士族！

标题

不敢说明朝的皇帝们怎麽样，但我敢说明朝的文人们都是有骨气的。虽说八股文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但宋明理学的爱国观却从小灌输到他们脑中。所以在民族危亡之时，他们才能够宁死不屈。

唉，中华文明盛于唐，衰于宋，伤于元，败于明，毁于清！

[quote]原帖由 [i]斑驳[/i] 于 2011-11-12 04:02 发表 [url=http://www.sexinsex.net/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77106419&ptid=4161220][img]http://www.sexinsex.net/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皇帝是国家元首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自己的节操好 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只是体现他们爱惜自己的名声 羽毛 在意后世的品评
而实际上呢 实际上朱和尚立国后定下了文贵武贱 武将始终低文官一头 从土木堡之变开始 武馆更 ... [/quote]


明朝的失败原因不能只归罪于皇帝,而应归罪于文官误国,党争不断.其实明末最大的困扰就是缺钱,明朝赋税一直很低，商业税更低，所以明朝财政一直很困难，到了崇祯朝打仗没钱，赈灾没钱，其实明末的税赋甚至比不上清初的税赋,但是文官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反对征收商业税,因为当时南方的商业最是发达,但是朝中的文官以东林党为代表大多数出身于南方,代表着明末江南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当皇帝征收矿业税,地方官更是杀掉矿使,来成全他们自己的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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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阎崇年教授关于明代万历崇祯时期赋税过重，竭泽而渔的指责，我认为也值得商榷。阎教授说“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 [/color]
[color=blue]这种说法当然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观点。但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对这种长期以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反思。
陈支平所说：“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黄仁宇教授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1]
其实有一点是足以让人思索的，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居然连应付国防开销，都如此吃力，如此紧张！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这样这样连起码国防需要都不能满足的赋税收入算高，是很令人怀疑。
为了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崇祯时期赋税收入和清朝建立初期做个对比。
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做了一番漂亮文章，比如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下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color]
[color=blue]这当然是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情形又如何呢？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９省额外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应当指出的是，占“三饷”总额１／３的辽饷停征未久，即‘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中被停征的仅剿饷、练饷而已”[3]
这里说练饷只是一度加征，所以没算进去，但其实是应该算进去的，否则的话，崇祯也只不过是一度加征而已。关于加征剿饷的情况，顾诚的南明史中是有所提及的“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4]。此外清朝还多了一个名目，就是沿海迁界把“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的濒海几十里的沿海地区全部扫荡成白地，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光是这些地区被扫荡成白地后，本身的赋税也被转嫁到其他地区，仅仅福建广东两省农业赋税加起来每年就在五十万两以上，如果把所有商业赋税（其中盐税是重头）以及所有其他沿海省份损失的税收加起来，两百万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5]
此外清朝通过抢劫掠夺这种方式隐性方式收取的军饷更是难以衡量，根据《中国农学史》“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6]
“满州贵族对汉人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到处劫掠烧杀，破坏生产，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又大量圈占土地共达168-527顷，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还不在内。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7]
清兵所到之处，许多地方是被烧光，杀光，抢光，由此折合成的赋税最保守估计也在千万两级别以上（其实远远不止，可能在亿两白银以上了）。
但现在所有这些我们都先不去考虑，我们只来算一笔简单的帐，假设清朝在不加辽饷，不加剿饷，不加迁界摊赔的情况下，仅仅征收万历时期原额赋税的情况下，给人民造成的实际负担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的介绍，清朝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死亡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8]，考虑到崇祯时期由于辽东陕西等地的战争，耕地减少一亿亩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估算，那么即便到崇祯末期，全国耕地仍应在10亿亩左右，而顺治十八年相比崇祯时期，耕地损失在50%左右。（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在清朝的屠戮之下，几乎是全部抛荒，“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被某些人说成是屠四川凶手的张献忠死掉的时间已经离苗澄写这个奏疏二十多年了！还有如河南云南贵州这些省市这些地区都有非常巨大的损失）
而清初征收的农业赋税有多少呢？顺治九年，清朝的财政收入为“2428万两白银”[9]，到了顺治十八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10]
上面顺治九年的数字应该还不包括另外征收的粮食食物，因为根据《清前期财政概述》一文所说“清前期田赋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11]
所以我们这里就拿顺治十八年的这个税入与明朝对比一下。“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12]
如果按照粮一石价值银子一两来计算，则清朝这一年征收的赋税可达到2800多万两，比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初期征收的赋税还要多。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总体上出入应该不大（实际上按照一石一两银计算已经把粮价估计的很高了）！
以相当于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而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仅仅按此计算清朝时期百姓承担的赋税就已经是明代正常时期的一倍多了，而崇祯时期，即便是增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也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这样一个比例。
如果再考虑清朝通过其他途径搜刮剥削的百姓财产，比如沿海迁界，屠城抢劫，圈地，逃人追捕等等更是难以衡量。
沿海迁界可以看《南明史》中的相关记载。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些描写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可以想见惨况确实空前了。
关于追捕逃人，这里不妨引用《清代经济简史》中的一些话简单介绍一下情况，“由于逃人‘关系到旗下资生使唤’，清官方视之为‘清朝第一急务’。严惩逃窝，广事株连。所谓‘一捕十家皆灭门’，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13]
“从清初逃人律的内容可以看到，对逃人的惩治较入关前‘四次逃者方行处死’为重；对窝主的惩治较对逃人为重大，不但首次即正法或流徙宁古塔，家户入官。而且殃及邻里，甚至殃及佣工、赁房、留宿之家”[14]
光是罗列数字，可能大家对清朝初期的情况还不能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我们不妨引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看看请初百姓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何等程度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15]
注意这是发生在康熙十九年时候的情况，这个康熙盛世的关中情形，居然比崇祯末还要惨。
再看看叶梦珠《阅世编》的记载
“清初‘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叶梦珠是上海人，他记录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在清朝的搜刮压迫，横征暴敛之下，不是赋税征收多少比例的问题，而是“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崇祯时期的江南，以我所见并没有类似的记载！
有人说：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如孟森所说“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16]
这样的事情在明代崇祯时期是很难想象的！明朝拖欠赋税几乎是家常便饭，名义上是那么多，真正能收上来的有限，而清朝的话，你要敢拖欠一丁半点，那就对不起来，屠刀马上就悬在你的脖子上。
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句话本是作为吕留良大逆不道的罪状被雍正愤愤无比的提及，但无意中却也保留了当时人的一些真实记载。吕留良主要生活在明末到康熙这段时期，他说的今日自然是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所生活的康熙时期。明朝灭亡的时候，他似乎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同岁，是十四岁还是十六岁，说“羲皇以来”自然是有些夸张了，毕竟他出生以前的时代，他也没亲眼见过，无从比较，但至少崇祯时代他是经历过的，康熙时代他也是亲身经历，所谓“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有一点大概是肯定的，在吕留良眼中，这个所谓康熙盛世其实是比他青少年时代见过的崇祯时期要穷的多！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百姓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之穷困之艰苦！
如果我们说清朝从顺治中期到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百姓所承受的各种负担各种名义的赋税以及被抢劫掠夺的财富总计起来，平均应该在崇祯时期的数倍左右（对个别地区就不是几倍的问题了，而是全部财产乃至生命都彻底损失的问题），这应当不是夸张的说法。然而这样的负担显然并没有让清朝政府因此垮台，反而是使他们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我的观点是明末的赋税不是如阎崇年教授说的那样过重，而恰恰是过低，导致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无法发出足够的军饷，导致饥兵叛乱，当一些地区（主要是北方特别是陕西河南地区）发生灾荒的时候，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进行救济，导致饥民叛乱，饥兵与饥民合流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这是赋税过低造成的，而不是赋税过高。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展开论证这个观点，所以放在这里仅作参考。但从引用诸多学者的质疑，以及清初情况的对比来看也足以表明阎教授说明末赋税过重的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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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不是谁守门。主要的是领导人能够为人民着想那才是真的。难道还要皇帝去冲锋吗

明朝灭亡后中华的脊梁就没有挺起来过，不知何时才能回复汉唐时的辉煌

明朝的皇帝太昏庸了，老是出一些怪人，难免会亡国

明末闹灾，活生生的把一个垂拱三百年的大帝国给灾掉了
偏偏崇祯同志还想玩一把土改，在王朝末期搞这种事，简直就是找死！

气节是一回事，实际干了啥是另外一回事。
整个明朝都没有彻底干掉蒙古。气节倒是真的抱住了，可结果不怎么样，我们是个注重结果的。汉朝的确做法非常可耻，非常流氓，甚至汉高祖本身就是流氓。但是又如何，流氓赢了。流氓就是对的。帝国主义撬开我们大门的方式也何等的流氓，跟中国人做生意，赔本之后就想出来卖鸦片，够流氓，够无耻吧。可惜这种流氓才代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人类就是这么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