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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与新四军的组建

[size=4]  叶挺，早期的共产党人，广州起义失败后，因不满党内“左倾”代表的无理指责而脱党；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将组建新四军的重担交给了他，结果，当然是历史给蒋委员长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提起叶挺，人们就很自然的将他与新四军连在一起，这位北伐名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为组建新四军、发展新四军，使新四军成为与八路军并肩战斗的、驰骋大江南北的抗日劲旅，功勋卓著。
蛰居澳门，时刻想着报效祖国
  叶挺1896年生于广东惠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从小勤奋好学。1916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经孙中山同意，辞去军队的工作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的帮助下，叶挺于是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国民党员转为共产党员。次年2月，叶挺进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1925年9月，叶挺学成回国，不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四军独立团是由共产党掌握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令军阀胆寒，被誉为“铁军”，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叶挺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被迫与周恩来等一起潜入香港。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叶挺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再次潜往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党内“左倾”代表人物的不公正指责。1928年初，党中央派李立三从上海专程赶到香港指导善后工作。本来应从主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思想激进的李立三没有这样做，他夸大起义组织工作的某些错误，罗列“政治动摇”、“指挥不力”等罪状，对参加起义的几位领导人横加指责，将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宣布对领导起义的9位高级领导干部给予严厉处分。其中叶挺的罪名是：身为起义军总司令“表现消极”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听到这个消息，两次起义失败后心情本来就很压抑的叶挺，十分不满，以致夜不能寐，忧愤成疾。后来，党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养病并准备讨论广州起义问题，给苦闷的叶挺带来新的希望，他相信党能对广州起义和他的表现作出公正的结论。
    然而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代表却使他的希望破灭。1928年6月，叶挺在莫斯科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准备结合起义的经过对所受到的种种责难进行申辩。然而，当时主持广州起义问题讨论会的王明，却没有认真研究叶挺的报告，仅凭个人主观臆断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叶挺“政治动摇”。叶挺不同意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和诬陷，提出申辩，又受到了压抑。此时被视为神圣的共产国际也没有人去理睬叶挺，还故意以各种方式冷落他，如莫斯科东方大学准备邀请叶挺作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坚决不同意。
    性情倔强的叶挺在有冤无处申还备受指责和冷落的情况下，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组织，出走欧洲，开始了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在这10年间，叶挺约有5年流亡在德国，5年独居澳门。1932年秋，叶挺携夫人李秀文和次子叶正明离开德国到澳门。从1932年秋至1937年春，叶挺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有时也前往香港和祖国内地。这一时期，他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读书看报、会见朋友、教育子女、处理家务等。表面上看似无忧无虑，实际上内心极不平静。他经常回首往事，注视着祖国的一举一动。“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随着日寇的铁蹄踏进我东三省，叶挺那颗赤子爱国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寻找着报效祖国的时机。
    在澳门，叶挺一家生活很困难，常常靠借债和典当过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引诱叶挺，说只要他肯反共，就委以重要军事职务。他过去的一些部属，也怂恿他回到军队去做官，但叶挺宁愿过清苦生活，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他曾对人说：“由于政府和国民党还在继续进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我既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也不为他们工作。”同时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官僚军阀做事。脱离中共党组织是叶挺的一大遗憾，他曾说过，大革命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党内的错误路线和共产国际的冷遇，自己一时意气用事，脱离了共产党，留下“一生的遗憾”。他在焦急地寻觅抗日报国机会的同时，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并希望尽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打听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时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写信给阳，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会面，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向党倾诉。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阳翰笙无法抽身前往澳门，中共党组织决定以后另外派人设法与叶挺联系。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作好准备，等待党的召唤。
    这期间，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出于过去同在粤军中并肩战斗的情谊，也出于对叶挺卓越军事才能的敬佩，或写信、或派人邀他前去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明白陈诚、陈济棠等人所谓的“协力共事”，目前无非就是拥蒋剿共或武装割据，这无论如何有悖于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他断然予以回绝。叶挺寻求抗日报国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
     抗战爆发，奋而出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向我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我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不可一世的日军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在国土沦丧、人民涂炭，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御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的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抗战局面逐渐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在军事合作上实现的，其集中的体现就是红军的改编和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红军的改编经历了两个过程，即在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两次改编都波澜迭起。
     对南方诸省的红军游击队，中共中央向来十分关心，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屡次提到南方游击队的问题。1937年5月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谈判时，就提出要求派人与南方游击队联系。6月在和蒋介石的直接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出。蒋介石表示可由中共派人前往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在以后的谈判中，周恩来又多次提出由国共双方派人分赴各地联络并传达国共合作方针与对游击队进行改编。8月，在双方就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答复：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随即，党中央和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选派人员，前往与南方游击队联系。与此同时，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人项英、陈毅等从搜集到的香港报纸上了解到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中共中央的精神，主动寻求展开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别的一些地区的游击队如鄂豫皖、闽西、湘鄂赣、浙南、闽东等地游击队也根据了解的政治动态，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的解决，取得了重大进展。   
     经过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当局的进一步谈判，双方达成了集中南方红军游击队编组一个军的初步意向，但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几经讨论不能取得一致。中共方面提出叶剑英，蒋介石不同意，因为蒋介石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指挥这支军队。国民党方面提出陈诚，中共方面当然也不同意。任命谁担任军长好呢?蒋介石一下犯了难……蓦地他想起了叶挺这位在国内享有厚望的北伐名将。蒋介石想任命叶挺为军长有他的如意打算，他认为，叶挺曾加入过国民党，后来虽转入中共党员，但在广州起义后受到中共党内的压抑，离开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这次回国恐怕不会替共产党办事了，他现在既不是国民党员，又不是共产党员，可以算是个中性人物。因此，蒋介石想乘此机会把叶挺拉拢过来，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中。
     中共方面提出叶剑英任军长遭到蒋介石拒绝后，亦在继续物色其他人选，也想到了北伐名将叶挺。此时，叶挺已怀着一腔热血从澳门来到上海，渴望为拯救民族危亡、打击日本侵略者奉献自己的一切。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周恩来和叶挺这两位曾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友久别重逢，分外亲切。周恩来告诉叶挺，西北主力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南方诸省游击队也即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要他出面任军长，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之后，叶挺主动找到蒋介石，提出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改编建议，改编后的这支抗日武装番号叫“新四军”，意在使这支部队能保持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铁军”声誉。蒋介石欣然应允。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当然，叶挺任军长在当时来说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并没有经过中共方面。中共方面虽曾考虑过叶挺，周恩来也找叶挺谈过话，但为慎重起见，没有立即同意叶挺任军长。其原因是叶挺长期寓居海外，中共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不太清楚，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张云逸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叶挺须来延安，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10月19日，洛甫（即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即秦邦宪)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来一趟，如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是可以的。叶挺获知中共中央的上述意见后，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向党中央当面汇报。
       1937年11月3日，叶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往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中央所指的道路走，坚决抗战到底。”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还请叶挺去吃了饭，在毛泽东亲自陪同下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询问他是否愿意重新加入党的组织。叶挺表示自己暂时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通过对叶挺在延安期间的考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是满意的。1937年11月9日，叶挺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离开延安，踏上组建新四军的征程。叶挺赴延安的举动，以及他后来的作为，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以致后来发动“皖南事变”，要剿灭这支部队。
        据理力争，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1937年11月12日，叶挺到达武汉，住汉口原日租界大和街26号。当时鉴于日军大兵压境上海，南京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关已陆续迁往武汉，一些工厂、学校也迁至武汉，社会各界名流汇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共产党亦于是年10月在汉口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叶挺到武汉后，着手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新四军的番号是1937年10月12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的，其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的电报，明令“鄂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线张鼎丞部”，均“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叶挺受命后，分别与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张云逸接洽改编南方游击队事宜。为了搞好新四军的组建，叶挺一方面向中共中央要求多派干部，另一方面又在原国民革命军的部属和亲友中招募人才，尽可能地多吸收和动员那些拥护抗战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叶辅平、沈其震、朱克靖等20余名愿为抗日事业尽力的军人、医生、文化工作者陆续来到大和街26号。叶挺组建起军需处、副官处、军医处、秘书处，叶辅平为军需处处长，沈其震为军医处处长。这些具体办事机构的组成，为下一步新四军军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蒋介石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弹药粮饷、防区范围等方面都作了限制，改编后的新四军的给养只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标准，且经常拖欠经费。叶挺耐着性子与蒋介石交涉。11月21日，叶挺、叶剑英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叶挺遵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向蒋介石提出：新四军拟编为乙种师两师及军师干部人选、部队集中地点、开拔费、整理费等。蒋介石一听火了，说：“各游击队不能按照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接着又说：“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
      叶挺反驳道：“将他们开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为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蒋介石粗暴地嚷道：“这不行，我估计他们不能调开的!”
  叶挺进一步晓以大义：“收编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否则对地方亦不好。”
  蒋介石见叶挺不买他的帐，恶狠狠地说：“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在江南。”他还当着叶剑英的面向叶挺挑拨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
         叶挺不为所动，他对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态度非常反感，愤然提出辞职。蒋介石见叶挺态度坚决，也就软了下来，说具体问题可以找陈诚商量解决。经过这次与蒋介石的舌战，叶挺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抗日救国的，从此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回到武汉后，叶挺又与何应钦、陈诚多次磋商，何应钦禀承蒋介石的旨意，仍然千方百计想控制新四军。如隶属关系上，决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而由第三战区管辖；在干部配备上，提出各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都要离开部队，由国民党方面派人担任营长以上军官。后来由于谈判过程中南京、杭州又相继沦陷，形势更趋危急，国民党这才对新四军改编事开始催办。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作了许多让步，特别是同意了新四军由第三战区统辖。叶挺委曲求全，从中竭力斡旋，促成国共两党在新四军改编方案上达成协议。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从南方红军游击队赴延安的项英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实际上基本批准了新四军的改编方案。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当天，毛泽东、项英致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叶挺接到电报后，在与何应钦的交涉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即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12月18日，项英、赖传珠带领数十名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离开延安，23日抵达武汉。在大和街26号，叶挺与项英进行了交谈，他们在中共中央确定的新四军组编原则和干部配备问题上取得共识。项英强调新四军基本上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编制，但各级政治机关应当加强，巩固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叶挺表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组建是关怀的，考虑是周到的，他本人完全赞成。叶挺还介绍了他前段在武汉的工作及招收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从延安来新四军工作的干部表示欢迎。是日晚9时许，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讨论新四军的工作。会上，项英传达了中央、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组编和组织领导的决定事项，介绍了中央确定调往新四军干部的情况。会议就新四军有关干部配备进行了研究。决定：目前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各地游击队应迅速集中；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叶剑英研究拟定新四军作战方案；在长江局参谋处下设军务组，专司新四军工作和游击队、军火、扩大武装之责等。
       12月24日，叶挺、项英召见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听取关于军部现有干部情况和工作布置的汇报。他们一起研究了许多亟待处理的事项，请赖传珠就部队集中、组编和军部机关的编制提出了具体意见。中午，叶挺在大和街26号招待项英等从延安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会餐。席间，叶挺高兴地说：“你们的到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关怀，带来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必将推动新四军的壮大和发展。”
       组建军部，率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25日是新四军建军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下午，叶挺、项英在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军部机关和部分游击区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到会的新四军领导人有：拟任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长赖传珠、组织部长李子芳、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讯科长胡立教等。会上，叶挺和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布置了集中部队开赴前线的任务。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就是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的会议，它标志着新四军第一个军部的诞生。1938年1月3日晚，周子昆率30余名干部抵达武汉，随即充实到新四军军部机关各处部。至此，军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初具规模。
  新四军军部虽然成立了，但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委任仍未核准，叶挺又斡旋于此项工作。1938年1月4日，项英率军部大部分人员离开武汉去南昌，指导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叶挺留在武汉继续办理新四军编制、新四军防区、干部委任、军费、装备等有关事项。在叶挺的极力周旋下，1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核定新四军申报各项：新四军不设师或纵队，而是军直辖4个旅级支队；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干部名单，即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部队集中后，在原游击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等机构；部队全部开赴前线，隶属第三战区指挥，集结地点另行商定；新四军军费共6.5万元，另发拨遣费3万元，开拔费1万元，5瓦特无线电机5架，所垫借伙食费另行处理。
      在武汉，叶挺以他特殊的身份，利用老朋友、原国民革命军旧部军官等关系，软泡硬磨，为争取国民政府尽快核定项英等人的委任而奔波。在新四军的军费上，叶挺多次找陈诚协商，要求将军费增加至10万元以上。1月15日，叶挺飞抵香港，向在港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催要军费，并到广州筹款购置枪枝弹药。由于叶挺的努力，新四军的人枪款问题的解决有了较明显的进展，军费增至9万元。
  1938年1月下旬，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编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与国民党的反复交涉和大量的具体工作，到3月中旬，领导干部的任用基本确定。到4月，各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基本完成。至此，新四军的编组工作基本完成。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1.03万人，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浙南等地红军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由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
     新四军是在抗日烽火中成立的，在尚未编组就绪时，即根据国共两党商定的方案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相继开进到安徽岩寺地区，第四支队开进到长江以北的舒城、庐江地区。5月12日第四支队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首战告捷；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进行了江南第一战。由此，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抗日的序幕。新四军与八路军并肩战斗，成为驰骋抗日战场的一支劲旅。
    （作者单位：武汉市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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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各元帅授衔之前，叶剑英等几位元帅谈话时说，如果叶挺将军还在的话，十大元帅里就有两个叶帅；叶剑英听后说，如果叶挺将军还在，我就评不上这个元帅。虽只是元帅之间的谈话，但也说明叶挺将军在我军军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前，叶挺将军经历了加入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是横跨国共两党、对国共两党有深刻影响的重要人物。叶挺将军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大革命失败后，对共产党依旧忠贞不渝，但当时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将叶挺将军领导的广州起义作为反面教材和垫脚石，踩着失败的先烈的足迹爬上了政治舞台，对叶挺、对广州起义的官兵都是一个极大地诋毁和污蔑，在这样颠倒是非的舆论之下，叶挺将军愤然离党，开始漂泊生活。
    虽离党离国多年，但将军仍心系祖国。关于新四军成立、军长人选等问题，看文中资料，如果没有叶挺将军从中斡旋，没准真的会夭折。新四军的成立和组建，叶挺将军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将军的据理力争、四处游说，新四军也不会有那么迅速的发展壮大。虽然新四军内部依然有抵制叶挺的人和事，但只有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那些将领们，才真正清楚叶挺做的那些事和他的为人。

[[i] 本帖最后由 kakasa 于 2009-10-22 17:34 编辑 [/i]]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反映叶挺将军平生的电视剧，感到叶挺的确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在新四军内遭到排挤和不信任的情况下仍然为了新四军到处奔走，甚至拍了蒋介石的桌子．在被软禁后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心，表现了革命者的气节．只可惜英年早逝呀！

哇，真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跞！
原来叶挺脱过党！牛！个性使然也！真汉子，不受小人挤兑！

楼主说的很详细，好像叶挺将军在外国的时候过的很窘困，好像还卖过烧饼什么的，都是王明，害了多少忠良

所谓的路线斗争真的害死人，不少的栋梁之材因不明此道而离我们远去.

关键是叶挺后来脱离了共产党,老蒋找他当军长,共产党当然有怀疑,所以不被信任和重用

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但是叶挺将军活到1966年后的话，那他的结果会比飞机失事还要惨

傻啊，离开还回来送死，新4军从来就不是叶当家，就是一傀儡，项才是老大

叶挺是一个职业军人，说到政治觉悟可能也就是非常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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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项英，怎会有高敬亭冤案，皖南事变中死那么多人。

回复 10楼 的帖子

叶挺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只可惜英年早逝呀！新四军的组建，叶挺将军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将军的据理力争，新四军也不会有那么迅速的发展壮大。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野。

党的军队，但是领导人却不少党的人，注定了叶挺会有悲剧的结局

叶挺如果没死的话，中国十大元帅可能就有变化了

当初皖南时本来叶挺已经提出突围方案了，但是由于实权在项英手里，叶挺没办法。皖南事变的责任项英很大。对于说叶挺排元帅，我个人是赞同的。但是新四军不是毛的嫡系，虽然叶挺资历很老，但是曾经脱离过党，有历史问题。而且即使评上元帅，文革时会被整死

高敬亭 是 叶挺 主张杀的，不干项英的事情。 皖南突围的责任倒是主要在项英的身上

叶挺是一个耿直的将军，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6年，叶挺率领“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率先从广州出发，首战碌田，长驱澧陵，力克平江，之入中伙铺，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占武昌城，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为叶挺独立团”赢得铁军称号。1927年，叶挺参加南昌起义，率领“叶挺独立团”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当时的林彪是铁军中的连长，粟裕是班长。之后，叶挺领导广州起义，但受到党内的一些不公平的冷遇，脱党后流亡欧洲。1937年组建新四军，但内部矛盾重重，无重大建树。1941年皖南事变被俘，期间写了著名的“囚歌”。1946年被放，随后飞机失事，将星陨落！

叶挺将军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浩气凛然,坚贞不屈,尤其是那首流传千古的囚歌,让人由衷的钦佩

八路军、新四军人事归共产党管，但是军费去找国名党要，什么道理啊这是？根据地财政归国名党中央政府管吗？这就是宣传出来的国民党拖欠军饷？

铁军团长可不是盖的，可以英雄命短，造化弄人啊，最憎恨的是老蒋操作的皖南事变，否则他也不会去世